去年中秋節前不久，我回到台北住家，樓下忽然傳來敲門聲。下樓一看，是區幹事來訪，他需要我提供印章，好在一份文件上蓋章，以便請領市府發放的1,500元敬老津貼。我驀然驚覺，原來人生已到黃昏，已經要被「敬老」了！我當下的反應是拒絕，不是拒絕承認年紀，而是覺得「這個經費應該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」。沒想到送錢來的地方工作人員顯然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，她說：「這樣我們很難處理，何況這是政府給的，你不要白不要，不拿白不拿啊！」對方如是勸我，但我最終還是堅持拒絕。
關上大門，走回房間時，一件遙遠的往事突然自記憶深處浮現。那是1988年，我銜命為亞都麗緻在北美籌設新飯店。當時一方面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，一方面也為了孩子還小，不捨得分離，決定全家移居溫哥華。才搬好家不久，熱心的鄰居即提醒，如果在加拿大每年所得低於一個基本額度，就可以替孩子申請「牛奶金」，但這個訊息最後卻被大部分華人解讀為，只要在加拿大沒收入，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兒童營養補助費，而此項津貼會一直持續每月滙到申請人的戶頭，一直到孩子18歲為止。我當時覺得奇怪又荒謬，左鄰右舍的加拿大鄰居卻都說：「應該申請啊！」這塵封往事提醒了我，不分台灣或加拿大，顯然全世界的政客都一樣，不吝爭取公共資源，以籠絡選民。而許多真正該用、卻欠缺的經費，是否在這些表面上的「討好選民」政策中犧牲了？
培養不被收買的能力
當晚，我難以釋懷。身為公民，對於這類遍地揮灑的「津貼」，我們是否擁有說「不」的權利？或者更貼切的說，我們是否有自我反思的能力，能夠想到這不應該是「不拿白不拿」，而是我拿到的錢，表面上是縣市首長為了選舉承諾而施捨的善意，實質上卻是國家日漸虧損的預算、下一代無法承受的債務，或是對弱勢更需要的協助，以及國家更重要的政策經費。
面對有限的資源，我們採取何種態度，是一種社會良知，也是我們天天都可能碰到的價值考驗。如果我們評估自身經濟能力不足，接受政府資源協助，理所當然。但往深一層反思，我們是否常在不必要，甚至不應該的情況下，取用不需要的資源？如果奮鬥一生，我們已有能力過充裕的退休生活，還需要以「資深公民」請領敬老金或不當的老農年金嗎？如果我們這一代，不能自我節制，我們將留給下一代怎樣的未來呢？
過去十年，台灣每年平均新增的債務高達1,853億，如果按照這個速度惡化，2016年的預算即將無法編列，政府財務已在崩潰邊緣。從收入層面來看，政府在稅制設計對資本家太過寬厚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從支出層面來看，太多資源浪費在政客為了籠絡選民，不斷加碼大開支票也是問題所在。2014年和2016年又是選舉年，暫且不論即將參選的政治人物又將開出哪些社福支票，做為選民的我們，是否有能力看穿政治人物媚眾、不擇手段的伎倆，做出理性及對台灣永續生存有利的選擇？這，考驗我們是否具備不被收買的能力。
老農津貼就是標準的選舉收買。從1995年三千元、2004年四千元，每逢選舉不分藍綠共同加碼，到如今每月七千元。監察院調查卻發現，台灣目前實質從事農業的人口大約50餘萬人，但農保投保人數卻多達140萬人。許多人是在65歲以後才「轉職」為農民，為的就是老農津貼以及農保。面對一生辛苦耕作、守家護土的老農，每月發給一萬元都不為過，但以假農民身分請領津貼與修耕補助的投機者，每一塊錢都應該追回國庫。當各種補貼政策吃掉三分之二的農業預算大餅後，還剩多少錢可挹注於台灣的農業升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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